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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我拍乡村里的中国岩高兰

发布时间:2020-10-19 04:11:43 阅读: 来源:汤锅厂家

我拍《乡村里的中国》

春节期间,一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贺岁片《乡村里的中国》爆红网络。它以质朴的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乡民的生存状态,乡愁的文化源头,是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问世以来,已荣获华表奖、白玉兰奖等20个奖项。

这部影片的导演就是曾以影像《俺爹俺娘》感动世人的著名摄影师焦波。

“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1月2日,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现为局长的张宏森这样跟我说,并让我尽量在立春这天开机。

当时,离立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用时兴的语言来说,我“摊上大事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

我不是学电影的,也没学过纪录片,底气来自我喜欢乡土题材的作品。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虽然离开乡村三四十年,但一直不断地在回望它,不断地跟它接触碰撞,而且这份乡土情结越来越浓。

张宏森让我在北方找一个村庄(这里节气明显),但时间太紧,我一跺脚:回家乡沂蒙山去。最终选定了沂源县杓峪村。

立春临近,一刻不敢怠慢。紧接着筹建摄制组。片子总共才有百万资金,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从立春开拍到来年春节结束的373天,一天都不能离开村子,谁能做到呢?

摄制组总算搭成了,共6人,不是俺的学生,就是自家亲戚,最大的25岁,最小的15岁。

正月十三是立春,我们十一进了村,在村里租了个院子,这里成了我们的家。我想这个家应该有个名字,挂个牌。叫什么呢?就叫“村儿电影社”吧。杓峪村总共167户,我们是第168户。

我们在村里过起了和村民一样的日子。养了6只狗,一只鸡和一只鹅,取名光圈、黑白、快门等与影像有关的名字,给它们盖了狗窝鸡舍。把院子里的空地开垦了一遍,施上农家肥,种上各种蔬菜,在院子上空用绳子扯起让藤蔓爬上去的瓜架。

对于我们朴实地到来、真诚地融入,村民也就自然地、简单地却又完全地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就好像前脊梁贴着后背,没有任何间距。平日里他们说啥干啥也都不背我们了,几乎忘了摄像机的存在,所以拍的都是纯自然的生活状态。

用足够的诚意记录乡亲们的故事

在一个村子里,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只要是我们觉得有价值的都收入镜中。每一个景色的变化、每一个节气的变化,以及村民的生活、劳作、衣食、风俗习惯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拍下来。然后从这里面挑故事,故事要有代表性,并且要连起来,贯穿全年。

纪录片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观察、判断,在每天发生的纷繁事情中抓取需要的东西。然而,我是一个零经验的导演,摄制组又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拍摄初期,我们山重水复有点迷茫,与故事和人相隔太远,即便走近,也是朦胧。

“燕子筑巢惜无泥,农夫撒种欠东风。云盖心头愁满容,顽疾扰体臆满胸。念光阴,过半载,心憔悴,力无能,今夜又临三更雨,叶叶声声,敲打六十翁。”这就是我在极度困惑甚至要被摧毁时的心情。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两个字:坚持。因为中国农民可贵的精神,就是在无奈中坚持。他们始终都在上坡路上,再苦再难都是向前的,哪怕倒下了,也是往前倒的。

随着我们对乡村、对土地、对农民的一步步深入了解,那些故事和人竟呼之欲出了。

拍第一场戏是立春民俗。村里的文化人杜深忠用刷子一笔一划用力在砖墙上写着“春”字。我们发现,他深信精神食粮,不像庄户婆娘那样只关注家人吃穿,一有时间就爱看电视新闻、写毛笔字、摆弄二胡。于是,我们首先确定了杜深忠这个人物作为拍摄对象。

在和村书记张自恩的交往中,我们发现,他是中国最底层的干部代表,村子里的大小事都得他处理,表面上看他粗粗拉拉、大大咧咧,其实很无奈、很落魄,经常焦头烂额。于是,我们又确定了张自恩这个人物作为拍摄对象。

我们和村里的大学生杜滨才成了邻居。他两岁时父亲得了精神病,母亲离婚外嫁他乡。“儿想娘,筷儿长;娘想儿,路儿长。”杜滨才能不能和母亲团聚?我们充满了期待。于是,他也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

正月底是雨水,村里却下了一场雪。至此,杜深忠的文化线,张自恩的政治线,杜滨才的情感线,让人激动不已地清晰显露出来。他们在24节气的顺序中交错出现,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一直到冬天,这3条故事线还继续联系着,而且到春节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有了结局。

有助理问我:“焦老师,我们怎么拍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就有故事呢?”

我回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当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诚意去记录他的时候,就会有特别意外的收获。”

我们把乡愁留在了那个小山村

惊蛰、芒种、秋分、冬至……节气叠更,光阴往来。

最后一场戏是春节联欢会。我给大家拍了个大团圆的全村福。这张全村福,也算我们对这个村的回报。

有人问我:“当拍完这张全村福,把摄影机放进包里是什么感觉?”

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真的!我们拍完以后,不敢跟村民说我们要走,我说不走,我们过两天再走。

大年初一,我们要走了。女房东张光爱不敢出来,在屋里哭。摄制组的李梦龙去和她道别,也没敢进屋,隔着墙,隔着窗户,跪下给她磕了个头。

好多村民来送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回头,不敢想得太多,就怕抱着村民哭起来,就走不了了。

我们怀念跟村民一块生活的日子,在一块土地上打滚儿的日子;怀念跟村民相伴走了这么一段时间,这么一段旅程。

我们的片子里有满满的乡愁。影片接近一年的剪辑,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每次浏览那些素材,就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村庄,当片子里主人公一个个出现的时候,我就想掉泪,从剪辑到现在看了几百遍,看到这儿还是热泪盈眶。

这就是杓峪村的乡亲,这就是从不说半个不字的沂蒙山人。他们用战争年代推着小车支前的那种精神,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拍摄。

从我的情感来说,就想歌颂一下这些了不起的乡亲。有一天,我发现一个琵琶曲沂蒙山小调特别有抒情味道,特别适合歌颂。影片结尾,我就用那个音乐把小山村推出来,把我心里的呐喊推出来,把我们拍的村庄最美雪景推出来……

有人说:“焦老师,您把乡村拍得太美了。”我说,在我的心中乡村就是美的,这种乡村还留着,我就要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看。春天有花,夏天有知了,还有鸟蛋、鸟窝、蜜蜂、蝴蝶……我想把这个村庄四季的变化,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很细微的变化拍出来,希望人们能记住乡村,留住乡愁。

土地是可爱的!乡村是可爱的!中国农民是可爱的而且是可敬的!于是,我们在片尾打上一行字:

谨以此片向中国农民致敬!●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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