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经济血液正不断丧失

中国最大的经济血液正不断丧失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为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

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只有理清了中国经济供求面的问题之后，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及其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市场对此的辩论聚焦于：中国经济是会迈向突然的硬着陆，还是会平稳的迈向软着陆。

不管如何，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为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GDP预计增长速度取决于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了其中的两大因素，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便会失衡。　　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全要素生产率便随之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已接近10%，老年人口赡养比达到13.1%。　　根据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将提高到18.2%。未来老龄化的压力是长期、持续增长的。　　美国金融服务公司CharlesSchwab的首席全球投资策略师JeffreyKleintop认为，中国人口面临两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下滑趋势越来越像日本，二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劳动力增长走到了拐点，与美国形成鲜明反差。　　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至今已连续发布了5份报告。统计显示的老龄农民工数据及变化，颇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50岁以上老龄农民工占12.2%，有2803万人；2010年，上述三个数字分别为24223万人，12.9%，3124万人；2011年为25278万人，14.3%，3614万人；2012年为26261万人，15.1%，3969万人。　　不过，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暂停了公布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数据。　　正当舆论高度关注中国老龄农民工数量是否突破4000万时，国家统计局适时通过官微公开了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据：2013年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来计算，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为4088万人。很明显，从2009年至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与总量都持续显著增加。　　据了解，老龄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尤以建筑业为重。有媒体在深圳地区调查发现，2000年以前，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此后年轻人则越来越少。　　从2013年开始，深圳建筑工地已很难找到30岁以下年轻农民工了，全是清一色的老人，目前一些建筑包工队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90%以上。这些高龄农民工没有职工养老金，由于年龄已大，他们必须要靠多吃肉来补充体力。　　由于相关规定禁止60岁以上的农民工上一线作业，不少高龄农民工将白发染黑来应付检查。　　老龄农民工数量和占比提高，除了反映出年轻农民工在打工工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之外，还反映出中国劳动力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老龄化，部分行业的劳动力供应已经严重不足。随着规模巨大的老龄化扑面而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新常态。　　其实被社会老龄化困扰的不止中国。　　全球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3年底，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3296万，创下历史新高。到2055年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达到40%左右，可见日本老龄化社会迅速发展日趋严峻的状况。　　到2014年年底为止，首尔市总人口为1038.8万人，其中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人口有116.7万人，这在总人口当中的占比为11.2%。而在116.7万名老人当中，单身独居的老人人数为25.3万人，占21.7%。　　另据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8.1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1%；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0.3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　　但是，中国还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这是其他老龄化国家不曾有过的。　　根据预计，中国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约4亿人口。该政策不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结构，还由于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奥莉薇娅易诺士(OliviaEnos)的分析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引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劳力缺失、女性人数减少、老年人口缺乏年轻人照料等问题。此外，由于女性减少，该政策间接加重了人口买卖等犯罪行为。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5年，北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主导的人口政策。早些时候推出的独生子女政策虽有放松，但依旧不足以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之前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前政策规定必须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不过生二孩的小高潮并未如约而至。　　上海社科院人口问题专家左学金表示：“时代不同了，年轻夫妇不想再要两个或四个孩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来一次大转弯，从限制生育变为鼓励生育。”　　左学金称，中国走上日本人口问题老路的风险正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现行的生育控制制度已然“过时”，并可能在2020年前被鼓励生育的政策所取代。　　在中国13.6亿人口中，只有1100万夫妻符合新发布的二孩政策。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底，仅有69万对夫妻提出了二孩申请。　　研究称，该政策预计会增加100万个新生儿，但对于中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的数量来说实在太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即使2014年、2015年出生人口增长，‘婴儿潮’也很难出现。　　专家们指出，随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育理念已发生深刻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不再占据主导。即便生育政策更加放开，也很难再现过去“多胎常态”的社会情景。　　另外，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欧美国家的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可以达到10%到15%，而中国不足0.1%。　　在本世纪内，美国可能将致力于成为第一人口大国，从而确保自己的实力。　　目前美国人口为3.16亿，居世界第三位，排在中国(13.6亿)和印度(12.8亿)之后。美国可能将力争使本国人口达到16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敞开大门就行了，就像其在237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　　在本世纪接下来的岁月里，如果每年移民美国的人数增至1000万，美国人口将在2060年之前达到约9.4亿，到本世纪末达到16亿。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认为，哪怕北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　　专家预计中国的人口大灾难的直接结果是中国GDP预计增长速度从2014年的7.4%下降为2020年的6.1%左右。　　中国劳动力/老人比(20-64/65)2010 年降至7.5，经验表明低于7.5 时，经济将转为中速增长。　　日本在1946-1973 年这28 年内，GDP 年均增长8.9%，1950 年10 个20-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 个65岁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比为10.0.1973 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 年经济衰退。　　日本1975 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比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1975-1991 年年均只增长4.4%。　　日本1992 年劳动力/老人比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 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 年年均只增长0.84%。　　韩国在1963-2002 年，GDP 年均增长8.6%；2003 年劳动力/老人比降至7.5,2003-2013 年GDP 年均只增长3.8%。台湾、韩国的劳动力/老人比都将在2017 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 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 年经济衰退的老路。　　美国在1934-1944 年GDP 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比在1947 年降至7.5 之后，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47-1985 年的3.6%。　　美国1986-2006 年劳动力/老人比稳定在4.8 附近，GDP 年均增长3.2%。2007 年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2007-2013 年GDP 年均增长0.99%。　　根据日本、美国、韩国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比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比在2010 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 年、韩国2003 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开始降速。　　可以断定的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不断减速应该是“新常态”。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人口政策的问题时说：“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但是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开出了药方：第一，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　　这将带来几个好处：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益。全面放开，将会增加婴儿，体检、妇产、奶粉、玩具、其他儿童用品，生活和教育消费逐年上升。人们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会强化，家政就业会增加。　　放开生育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安全和竞争利益。印度本世纪末时，高中低三个预测，人口可能在18亿-23亿之间，美国可能达到5亿-6亿，而中国如果下降至8亿，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到印度崛起的夹击，并且经济实力又会被美国所超过。　　全面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增。从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预计这部分生育200万左右，结果只有60多万。人们考虑抚养成本，不愿意生二孩。从台韩的实践看，即使政府鼓励，都难以提高生育率。　　第二，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2015年，除北上广深外，彻底取消户籍管制；加快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小城镇和小城市率先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改善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和活跃县域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　　改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为房地产税体制，探索压缩中央专项，并扩大对县级财政直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价再度暴涨，逐步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进农民进入县城和小城市，实现就业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配套等方面实现市民化的城市化。　　第三，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我们的人口红利逆转下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海外留学，使中华民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本。　　加快改革高等和职业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制造业服务业升级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改变我们各行各业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潜规则环境，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创新。　　第四，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人口红利逆转。　　对此，只有保持创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体制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形成利益激励，国家投入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使新产业蓬勃发展，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将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从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内，中国才有可能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困境中突围。

中国经济放缓 人口灾难将到来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市场对此的辩论聚焦于：中国经济是会迈向突然的硬着陆，还是会平稳的迈向软着陆(或许中国已经在软着陆了)。不管如何，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中国重返过去几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人口问题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问题，尤其是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出生率降低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劳动力较之海外竞争者愿为更低的薪资工作。这使得中国工厂产出的货物比其它地方的更便宜。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通过此种模式崛起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后来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工人数量下降，日本最终不得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向。　　如下图所示，中国现在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正处于峰值，未来几年将下降。　　中国人口问题因“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中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阻禁止中国夫妻多生小孩。尽管据中国管理人口规划的机构表示，该政策最近有点放松，但是“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阻止了4亿人口的出生。

社科院：“十三五”人口态势将变化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课题组3月24日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也将面临重要的结构转换，应抓住机遇，完善相关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共同在京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5 》。该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担任主编。　　绿皮书称，当面对“一揽子”改革项目时，政府应该更加关注“改革的优先序”问题，可以将“增长效应”作为基本原则，选择和确定改革的顺序和具体措施。如逐渐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改革金融体系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培训增加人力资本，逐渐从“单独二孩”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十三五”人口态势变化不大　　绿皮书称，“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态势变化不大。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末减少345万。课题组预测，“十三五”后半期将出现短暂小幅回升，期末劳动年龄人口为9.18亿，仅比期初(2016年)少370万。从“十四五”期初开始，劳动年龄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减少，10年间年均减少870万；人口老龄化大幅提速、人口抚养负担快速上升。　　国际经验表明，从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到高龄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8%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之间的时期，是创新体制机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后准备期。　　蔡昉称，如果国家政策缺乏前瞻性考虑，那么，当高龄社会到来时，就会产生经济不振、社会失谐乃至政治动荡。　　“我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历史和未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和余地十分有限。”绿皮书称，必须牢牢把握“十三五”的缓冲时期，未雨绸缪，突出重点，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在适度调控人口数量的前提下，超常规提升人口素质，下决心增强养老保障制度的积累功能，加快建立常住人口平等共治的人口服务管理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内生动力机制。　　分析显示，我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蔡昉称，这就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面对不断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应该尽早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　　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堪忧　　课题组公布的最新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占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49.7%。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阳俊雄、郝彦宏介绍，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54万人，占东部地区农村从业劳动力的57%，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38.9%；中部地区农民工9335万人，占中部地区农村从业劳动力的49.2%，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34.7%；西部地区农民工7105万人，占西部地区农村从业劳动力的42.4%，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26.4%。　　“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堪忧。”绿皮书称，农民工超时劳动较为普遍。调查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9.9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2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1%，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4.7%。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外出农民工比重较上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　　此外，工资拖欠问题有所抬头。2013年工资被拖欠的农民工比重为1%，比上年上升0.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0.8%工资被拖欠，比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1.2%工资被拖欠，比上年上升0.7个百分点。　　课题组调查还发现，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2013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1%，比上年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41.3%，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33.2%，比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低8.1个百分点。　　但调查也发现，外出农民工参保比例提高。2013年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比重分别为工伤保险25%、医疗保险17.1%、养老保险16.2%、失业保险9.8%、生育保险7.2%。分类看，外出农民工参加“五险”的比例均有所提高，但随着中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人数增加，本地农民工参加“五险”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一财网）

李稻葵：各城市要竞争人口比竞争投资重要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3月21日下午消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在会场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稻葵表示，如果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影响股票，我肯定买保罗·罗默教授的股票，他不仅是蓝筹股，而且是潜力股。他刚刚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我们讲的创新创业的故事，我们讲的大数据的故事，我们讲的清洁能源的故事，其实都在一个舞台上，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稻葵马上要进行评论。　　李稻葵：我想做一点补充，大家应该关注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完全展开，刚刚开始。为什么这么讲？刚刚开始的竞争，城镇化真正要展开，一定是各个城市要竞争人口。这个游戏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城市领导还在竞争投资。但是，有一件事情初见端倪，争什么呢？争高铁站、高铁规划。现在的高铁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地理，哪一个城市设了高铁站，这个城市以后的产业和人口必将会比较快地快速发展。所以现在各个领导都知道了，高铁站在哪里设、哪里不设，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站绝对不是平均的，刚进江苏那段时间非常密集，很多高铁站，到安徽那个地方就没那么密集，这个游戏已经开始了。这个游戏如果升级成竞争人口。大家认识到，人口上升以后，GDP和产业发展会提高，这个时候城镇化的动力就真正出现了。　　主持人：保罗·罗默教授提到没有单一的处方可以解决问题，实际是要通过综合手段。刚刚他演讲时特别谈到人口的流动性也需要制度保障，包括社保制度的保障等等，牵涉到很多问题。实际上城镇化、城市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大主题下的重要任务，而且也牵涉到很多问题。　　下面把提问的机会留给现场。　　保罗·罗默：澄清一下，可能理解不对，关于什么是城镇化。我想的是城镇内，比如说一个大的城市之内，城镇化可以是小的城市的发展。我想好的模型就是有些城市会发展壮大，但很多会萎缩，像其它国家。其它国家农村地区的小镇在萎缩，人都向大城市迁移。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城镇的领导人可以竞争。但是，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每一个城镇都会壮大，即便是20-30万人的城镇。这给我们提出了重要原则，如果政府提供转移支付的话，这些转移支付应该直接给个人，不应该转给村镇。个人就可以决定他到哪里找工作。因此向个人的转移支付比向集体的转移支付更好。但是，在政治上来讲，往往是很难维持的。　　李稻葵：中国的情况和欧洲完全不一样，不好比。欧洲500年前的城市结构和今天基本一样。中国将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口多、资源要素的约束能力非常强。我相信中国未来会涌现出一大批500万、600万，甚至于上千万的城市。　　主持人：下面还是继续提问。　　提问：非常感谢罗默教授的精彩接受。刚刚讲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到底是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呢？还是城市化带动经济发展？恐怕两方面都会有。但是，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发展，这可能是各个国家的经验。我感觉以前的城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往后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恐怕和过去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城市里的工厂需要工人或者是技术人员，现在的产能过剩，中国的数字是70%，有些行当是50%、60%。美国都是78%，中国现在是大大的低于这个水平。当然，希望有些新的行业，比如互联网+、IT可以代替得很好，但现在不一定马上能代替。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大家已经开始讲到有关老龄化的问题。在2010年左右，几乎是3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老年人口。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发展，恐怕在2050年的时候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老年人。现在很多人都提出农村的年轻劳动人口没有办法留在大城市，李稻葵讲的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怎么办？只有上大学的农村毕业生留在城市里。他们目前能不能找到工作，这是很大的压力。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会不会不像大家期待的那么乐观？依靠投资，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不是说不可以。日本过去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依靠国家的大量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这种观点对不对，请罗默教授可以帮我解读一下。　　保罗·罗默：回应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发展。安娜卡列尼娜在书里写到幸福的家庭非常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这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也许你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但你可能忽略前面所做的一切。前面的很多事情可能都导致最后的结果，比如刚刚谈到的城市交通规划的便捷程度，都会决定这个城市的宜居程度。城市是现代化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法进行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是，并不是城市化这一个因素推动了经济发展，也有其它因素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不应该低估城市良好运行的作用。如果没有城市，就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印度的情况很有趣，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制造业增长率也非常低，而高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某些程度上，这是好事。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也会剥夺很多人在制造业寻找工作的机会。当他们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因为缺乏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机会，所以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没有城镇化、城市化，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恐怕并不容易。　　大家应该认识到整个进程可能会显得有些混乱。如果现在在城市之间就存在竞争，如果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要进入各大城市，可能你觉得现在的竞争比较容易。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些城市比较能够吸引人，有些城市不是那么受人欢迎，就像企业那样，我们会看到企业发展得好会吸引更多的人才。（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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