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低速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常态，如何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在今年的“两会”中，关于三驾马车的描述与往年有很大不同，即从投资、消费、出口改为消费、投资、出口。消费赫然成为国家寄望的第一马车。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郑重地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80名之后，而过低的人均收入制约着中国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市场是畸形的，主流市场是一个庞大的低端市场，而顶端却是一个畸高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但其实，中国更需要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大众市场、中端市场。

同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后通过提升国民收入，提振本国消费，初步实现了国家崛起。中国未来亦可效法。

很多中国企业家非常羡慕日本和韩国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和韩国企业的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先看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十分紧张，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也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助推器。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标，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消费革命。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松下、索尼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为世界性巨头。

再看韩国。1980年韩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实行了两大措施，一是把昔日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模式，减少对大企业的特别优惠，限制垄断，其二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此外，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此后，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2倍。国民的普遍富裕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获得了前期的充分积累，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崛起，并且迅速成为普及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多数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没有跑赢GDP增速，更没有跑赢财政收入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多年徘徊不前。而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由此导致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无法升级，中国企业都呼喊要走出价格战泥潭，开始品牌时代。但现状却是，价格战风行了十几年，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人总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很多企业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费结构的畸形，而非真正的过剩，在消费者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产能的增加就转变为过剩。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20年内需要完成三大战略，即造就大众阶层、培育大众消费、发展大众产业，而这三大战略实际上互相关联。

而“国民收入倍增”需要配套改革。若没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则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果，将被少数权贵与财阀所把持。

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认为，贫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畸形社会结构，将造成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创。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影响社会稳定，更是对于经济发展戕害严重，亦将危害消费市场。就财富的分布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在2014年达到了7000美元左右，但中国5%的人口拥有90%以上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惊人。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升全球第二，而在人均收入方面，却排名全球80名之外。

中国未来的改革，应从此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模式，向增量和存量并行改革的模式，不仅要使新的增量更多向穷人阶层倾斜，而且在国家财富的存量中，将非法致富和贪腐的财富匀出一部分给穷人阶层。最紧要的，是政商彻底分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权力寻租自然没有市场。

造就大众阶层，缓解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培育大众消费，造就全球最大内需市场；发展大众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如此，三大战略联结，应可造就一个富有活力的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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