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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发布时间:2021-01-25 15:33:40 阅读: 来源:汤锅厂家

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低速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常态,如何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在今年的“两会”中,关于三驾马车的描述与往年有很大不同,即从投资、消费、出口改为消费、投资、出口。消费赫然成为国家寄望的第一马车。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郑重地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80名之后,而过低的人均收入制约着中国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市场是畸形的,主流市场是一个庞大的低端市场,而顶端却是一个畸高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但其实,中国更需要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大众市场、中端市场。

同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后通过提升国民收入,提振本国消费,初步实现了国家崛起。中国未来亦可效法。

很多中国企业家非常羡慕日本和韩国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和韩国企业的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先看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十分紧张,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也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助推器。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标,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消费革命。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松下、索尼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为世界性巨头。

再看韩国。1980年韩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实行了两大措施,一是把昔日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模式,减少对大企业的特别优惠,限制垄断,其二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此外,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此后,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2倍。国民的普遍富裕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获得了前期的充分积累,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崛起,并且迅速成为普及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多数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没有跑赢GDP增速,更没有跑赢财政收入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多年徘徊不前。而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由此导致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无法升级,中国企业都呼喊要走出价格战泥潭,开始品牌时代。但现状却是,价格战风行了十几年,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人总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很多企业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费结构的畸形,而非真正的过剩,在消费者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产能的增加就转变为过剩。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20年内需要完成三大战略,即造就大众阶层、培育大众消费、发展大众产业,而这三大战略实际上互相关联。

而“国民收入倍增”需要配套改革。若没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则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果,将被少数权贵与财阀所把持。

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认为,贫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畸形社会结构,将造成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创。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影响社会稳定,更是对于经济发展戕害严重,亦将危害消费市场。就财富的分布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在2014年达到了7000美元左右,但中国5%的人口拥有90%以上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惊人。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升全球第二,而在人均收入方面,却排名全球80名之外。

中国未来的改革,应从此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模式,向增量和存量并行改革的模式,不仅要使新的增量更多向穷人阶层倾斜,而且在国家财富的存量中,将非法致富和贪腐的财富匀出一部分给穷人阶层。最紧要的,是政商彻底分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权力寻租自然没有市场。

造就大众阶层,缓解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培育大众消费,造就全球最大内需市场;发展大众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如此,三大战略联结,应可造就一个富有活力的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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